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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满月后，树生终于狠了狠心对老婆说：“要不咱们把二丫丢了吧？”
翠花听后，眼泪簌簌地向下掉：“二丫是咱的亲生骨肉啊！”
树生使劲地抽了一口烟，叹气道：“我也不想把孩子丢了，可这不是没办法么，谁让她不是个男孩呢。”
还没等树生说完，翠花就抱着刚出生的二丫呜呜地哭了起来。
树生轻轻地拍了拍翠花的肩膀，安慰她说：“不要难过，没准二丫能让一个富贵人家捡走呢。”
两口子商量了一天，终于下了决心。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翠花把二丫用厚厚小棉被裹好，又把一张记着生辰八字的纸塞到里面。两口子悄悄地来到一个繁华路段，看了看四周没有旁人后，把孩子放下后就迅速地跑到不远的一个墙脚处躲起来。
“哇哇哇——”二丫突然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翠花含着泪刚想迈步，却被树生拽住了。树生轻声说：“再等等，过一会儿上班的人多，也许会有人把她捡走的。”
果然，路上行人越来越多，二丫旁边不一会儿就围起了一大堆人。可是大伙儿好像看戏似的，有的摇头叹息，有的咒骂着丢孩子的父母，就是没人把她抱起来。
这时候，路边上那个固定在此处乞讨的女乞丐缓缓地爬过来，凑到人群中，伸手把二丫抱起来，慢慢离开了。人们看着这个脏兮兮的、年龄大约有四十岁左右的女乞丐，唏嘘不已。
J是我中学的同窗好友，上世纪60年代初毕业后，我应征参了*，他辗转去了日本东京。经过多年的打拼，他在东京开了一家“中华料理”。我儿子高中毕业后，在他的帮助下，顺利地到东京去留学。
儿子先在语言学校就读，吃饭睡觉暂时由他帮着解决。为儿子出国，家里背了不少债，儿子很想找份工作，尽快自立并帮我早点还清债务。于是，我很委婉地问朋友，我儿子能不能在他店里打工。谁知他一口回绝说：“什么忙都能帮，唯独这个忙不能帮。”我很纳闷，有不少从国内过去的人在他店里打工，我儿子为什么不能？这还不说，儿子每天放学后到他店里吃完晚饭，他就像赶鸭子似的催儿子出去找工作。儿子那时人生地不熟，更要命的是不会说日语，找了好多天也没着落。儿子之前从未离开过家，怎么说也是家里的“宝贝疙瘩”，现在什么都要靠自己，心里说不出有多苦恼，好几次在电话里伤心地呜咽。我与老伴除了苦苦相劝，也很无奈。有时也暗暗埋怨朋友帮人不帮到底，有点“不够朋友”。后来，儿子几经努力，终于找到了一份洗碗的工作，开始了自己在外租房的独立生活。
按照日本*府的规定，读完两年语言学校，如考不上大学，就得打道回府，这对于原先没一点日语基础的儿子来说，无疑是够难的，特别是他经不住打工收入要比国内高出许多的诱惑，准备放弃读书。他瞒着我和我的朋友，在很远的地方又另外找了一份深夜班的工作，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朋友知道后，在电话里对我一个劲地吼叫：“我是让你儿子来读书的，不是来搏命赚钱的。”又气冲冲地问我：“有你这么做父亲的吗？不想读书，就让你儿子赚点钱回去算了。”我寻思，在你身边你不管，反倒朝千里之外的我发火，我能有什么办法？想想他真有点“不够朋友”。后来，我与老伴连连写信劝导，朋友也多次到学校督促，儿子才打消了弃学赚钱的念头，赴日两年后终于考上了大学。
本以为可以松口气了，未料有天我刚到单位，就接到了儿子的电话。儿子吞吞吐吐地告诉我，说我朋友不肯在一年一度的担保书上签字。我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担保人不签字，就意味着无法继续办理签证，如此一来，学业中断不说，东京也不能再待下去了。我问儿子是怎么回事，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结果。我赶紧向朋友询问，朋友只是笑着安慰我，说是吓唬吓唬儿子，无非是想以此让他读书努力点。真是的，这样的玩笑也敢开？儿子如果当真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朋友真是“不够朋友”。后来我才知道，是当时有人向朋友“告发”儿子读书有点放松，他才以拒绝在担保书上签字逼他改正。这是几年后朋友与我见面时告诉我的。
正是这位“不够朋友”的朋友，让远离父母的儿子一步一步走在正道上。大学毕业后，伴随日本文部省专对外国留学生的“全额奖学金”，儿子先后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如果没有这位朋友当初的“不够朋友”，我敢说，就没有我儿子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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