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丽，有小说、散文、随笔见于《工人日报》、《青岛文学》、《百花园》，《山东文学》《辽河》等报刊。参与高密市农商行社志、高密市市志，“走进高密”文化系列丛书、高密扑灰年画精品集编撰。第十、第十一届高密市*协委员。
年，在全国性地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背景下，山东高密扑灰年画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此，多年前诞生于民间，并一直流连于江湖，生死跌宕，命运多舛的高密扑灰年画第一次登堂入室，成为以文明的方式被保护起来的文化骄子。循着由江湖而庙堂的荣耀与光环，专家学者来了，绘画大师来了，海外收藏家也来了。人们开始走近高密扑灰年画，走进这种在中国仅存于山东省高密一地的独具特色的民俗年画，寻找其多年的荣辱兴衰，也寻找那些承载着扑灰年画命运的家族及其优秀的传承者。
一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文化是关不住的春风，穿行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我站在家乡的土地上，让目光穿过岁月的斑驳与幽深，咿呀着一步步碾过千秋万代的经纬，那些起伏于阡陌的伤痛与辉煌，是烁烁之传，更是凿凿之实，使漫漫文化之风贯通古今，一路向前。
高密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高密古国城阴城的废墟上，那些锈迹斑斑的五铢钱、齐法化，至今绽放着不朽的光芒；中华民族浩瀚的文化洪流里，晏子与郑玄的治国之论依然泽被后人，荫庇天下；而文学娇子莫言的横空出世，更是为高密古文明的传承做了最完美的注释。在这片文化沃土上，要寻找中国唯一的扑灰年画的原始胚胎似乎并非难事。年，高密田庄乡住王庄出土了结构对称的汉画像石门画，门画的上方为一对门神，下配有对鱼，从现存扑灰年画来看，门神、“年年有余”作为典型题材，在高密一直以扑灰年画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而石门画中的对鱼正与一张原稿正反面扑灰，扑捺成对称两幅画稿的技艺相契合，从这幅石门画上，可以窥探到扑灰年画久远的原始文化胚胎及艺术图符。但高密扑灰年画的成型期，至今尚无确切的实物明证，所以现普遍流传的“始见于明代成化年间”，只以后期研究成果与在世老艺人口口相传为佐证。至于其具体诞生地，多数扑灰年画研究者及传承人则更倾向于焦岩峰先生《拙朴典雅的高密扑灰年画》一文中的公婆庙源头说。据传在明朝初年，高密北乡公婆庙村一户王姓人家为了生计，便临摹一些文人画和庙宇壁画拿到市场上去卖，渐渐地，他们便在文人画及庙宇壁画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思想意愿，形成了最初的扑灰年画。到乾隆十五年，公婆庙王姓子孙靠画扑灰年画渐成气候，不仅自己家人画，还收本村张姓四兄弟为徒，后张氏兄弟多画墨屏花卉，卖画以贴补家用。由此，进一步加强了扑灰年画的商品性质，同时扩大了销售范围及影响，促进了扑灰年画的兴起与传播。如今公婆庙村的扑灰年画已不似曾经的繁茂，不知是否与一九三八年发生的“公婆庙惨案”有关，当年日*屠杀公婆庙村群众名，是否有扑灰年画高手惨遭杀戮，已不得而知。
但据原高密市文化馆研究人员徐作清先生的讲述，似乎又为扑灰年画的诞生开启了另一扇大门。在徐作清家宽敞明亮的客厅里，68岁的徐先生一说起扑灰年画，声音饱满洪亮，目光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仿佛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凝进扑灰年画的坚韧传承中，让我们这些外行人也为之振奋。
“其实高密扑灰年画的形成应该是一个团体的创造力。”徐先生肯定地说。
元末明初，连年不断的战乱、水灾、旱灾、蝗灾、瘟疫，致使河南、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百姓民不聊生，在不逃即亡的情况下，早已家破人亡而尚余残生的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纷纷踏上逃亡之路。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山东就有19次水灾和旱灾。《元史·五行志》载，“元至正八年七月，高密县大水。”“元至正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到明洪武二年发生的大海啸，更是让千疮百孔的胶莱平原雪上加霜，如此频繁的天灾人祸，致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随着洪武年间的大移民，迁居至高密的游民与境内劫后余生的人们开始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到明成化年间，高密大地已是人丁兴盛，百废渐兴，百姓生活安定，社会进入一个经济繁荣的新时期。
但刚刚过去的天灾人祸，如永远揭不去的伤疤，始终匍匐在人们的心头。于是，渴望平安幸福的人们，将命运交付与上天的神灵。人们普修庙宇，以祈求各路神仙保佑。各村有些头面的人家纷纷集资兴庙，一时间，兴庙修寺，成为一种盛行的文化现象。随之兴起的是一些稍有绘画技艺的人们，开始以画庙宇壁画为生。但一村一庙宇，壁画毕竟有限，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手艺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因此这部分人便在空闲时间对照庙宇壁画临摹扑拓描画神像、土地爷，甚至老子、孔子的画像。这些画像被虔诚的人们请回家去，既祈保平安，又美化家庭。
在高密，至今盛行着过年挂家堂轴子的风俗。家堂（家谱）轴子是由扑灰年画发展而来的一种半印半画画种。每逢除夕，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大大小小的村庄掩映其间，当早晨第一缕炊烟升起，家家户户大门上火红的春联，高挂的灯笼让村庄充满浓烈的喜气。夜半时分，男人们或请出文武财神，或请出祖先家堂高挂于正厅墙壁上，神像前供上各色水果点心，一家老小跪在家堂前，祭拜神仙祖先。此刻，灯火通明的村子里，满满洋溢着对神灵与祖先虔诚的敬意，祈求祖辈保佑后人家道昌和，国泰民安。
敬祖是切不断的骨血虔诚，更是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情怀，而扑灰年画中的家堂轴子，以其独有的朴素与广阔，传承延续着这种骨血虔诚与家族情怀。在撰写这篇文章时，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文革初期，破四旧运动开始时，当时的高密县水西公社高家大浒高培信之妻刘淑云为几代相传的家堂免遭劫难，偷偷将近支血脉至亲全部填入家堂，而后将家堂轴子卷起插入衣服内带上了去吉林桦甸的火车。刘淑云以其不足一米六的身高，将一米二高的家堂插在衣服内，下至脚踝，上至腋下，为俯就家堂之高，致使其身体倾斜而行，举步维艰。拥挤与碰撞让移动或站立变得异常艰难，而火车上乘警的往返巡视更使其恐惧和绝望。彼时，一个小女人的隐忍与坚持对抗着一场大运动的疯狂与野蛮，对比悬殊的力量赋予胜利以悲剧色彩，却在今天绽放出正剧甚或喜剧的花朵。这幅家堂轴子至今无法用做祭祖，因为那些早年被填入名字的人们大多生龙活虎，身体康健。
为在苦难中求生存，勤劳质朴的高密人民创造了扑灰年画这一世界独有的艺术画种，而今，人们依然深情地钟情于此，源于扑灰年画始终承载着吉祥、喜庆与生命的福祉，使人们在牢筑骨血虔诚与家族情怀的同时，也以其博大与广阔拥抱着热爱和平、追求幸福的人们。
至今，高密西北乡小牟家村尚存有一所关帝庙，三间庙里的墙壁上画满壁画，屋梁上则画满“龙凤”吉祥图案，其画风正与扑灰年画同出一辙。
无论是团体的力量还是个人的智慧，都与高密扑灰年画“始见于明代成化年间(-年)”这一观点，合而不悖。扑灰年画是中国乃至世界独有的年画画种，仅存于山东高密一地，被誉为“中国一绝”。扑灰年画是以扑灰起稿，继以手绘、或半印半画的年画。题材多为仕女、胖娃、戏曲人物、家堂圣佛、山水花卉等。其主要技法为以色代墨，浓艳重彩，大器写意，细腻处丝缕毕现、狂发时涂色如泼。其传承人主要集中在高密东北乡姜庄、夏庄一带的三十多个村庄。
二
清乾隆到咸丰年间（－年），是扑灰年画的兴盛期。经过多年发展演变，到乾隆年间，高密扑灰年画已趋成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绘画工艺流程。即“先用画纸模拟文人画、庙宇壁画的轮廓，再用柳条枝烧炭描其背面做底版，一次复印正稿数张；然后经过粉脸（手）、敷彩、描金，勾线，涂明油”等50多道工序完成。此时的扑灰年画除了神像，也有花卉鱼鸟，但无山水。据徐作清先生分析，这应该与高密缺少自然山水的环境有关。笔者了解到，文人画取材不乏山水，但正如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所说：“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非闾阎之所能为也。”而扑灰年画是当时乡村百姓的糊口手艺，自是在此“善画者”之外，虽最初的临摹扑拓起自文人画和庙宇壁画，但“风雅”与“糊口”毕竟有段距离，而庙宇壁画多人物祈福，能够更完美地成全老百姓的内心期许，不知当时的扑灰年画无山水，是否与此也有些关系？
受文人画与庙宇壁画的影响，当时的画风多水墨淡彩，崇尚“淡则雅也”，神情庄重肃穆，充满神秘色彩，让人肃然起敬；花卉雅致素净，体现文人情怀，近之教化心灵。此时的扑灰年画多半以墨为主，涂抹写意间寄托美好愿望。山东英才学院副教授安明明曾就扑灰年画独特的制作工艺、“写意性”艺术风格、简洁空灵的构图形式、稚拙传神的人物造型、雅俗并行的设色特点进行论述，充分阐述了高密扑灰年画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随着老百姓对扑灰年画的青睐，市场需求量大增，有意学习这项民间手艺的人们纷纷投奔到公婆庙村学习技艺，张氏兄弟也广收徒弟。随即，扑灰年画技艺以公婆庙为中心，呈辐射状向四周村庄开枝散叶。赵家圈的赵大伦、李家庄的胡玉显、杜家官庄的杜万都师从公婆庙张氏，出徒后，三人各自办起作坊，收徒传艺，声势气派与画店规模很快超过师父，后来居上。胡、赵、杜三家年画作坊的开业，很快引来外地画商争相贩运。这一技艺相继传到李家村、棉花屯、城子、甄家屯等临近村庄的艺人手中，使扑灰年画这一民间手工技艺迅速发展起来。
虽然师出同门，但三人各有专擅，胡玉显擅画“八仙屏”、“天女散花”、“三仙姑下凡”、“胖娃娃”等；杜万则以画刀马人物为长，像“三国人物”、“杨家将”、“岳飞”等；而赵大伦靠画美人条（大挂子）发了财，曾一口气买下亩地，成了赵家圈的富户。街坊们送顺口溜“一人有才，全家福来”。此时，高密扑灰年画已成燎原之势，畅销四面八方了。
不久，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横空出世，他就是在天津杨柳青年画作坊里做刻版工匠的胡殿邦，人称胡三。胡三祖父及父亲都曾在杨柳青当过画师，据说在杨柳青怀才不遇，胡氏一家经销售扑灰年画的画商介绍，千里迢迢举家来到高密投奔同宗胡玉显，在李家庄落户。此时胡玉显已是高挂“胡记潜修堂”，画名声扬一方了。民间传说其曾被召入京，在皇宫里画过壁画。
胡三的到来，为波澜不惊、按部就班的高密扑灰年画注入了一股新鲜活力。他随身携带的一套《天仙送子》年画线板，让沉浸于柳条烧灰、扑灰起稿的人们大开眼界。据史料记载，清末仅东李家庄就有数十人专事刻版业，创制半印画样多种，其盛况空前。许多人因刻版而富甲一方，据说有一家三辈刻版，且技艺高超，当地人为其编了顺口溜：“三辈匠人大、二、小，左右开工好快刀，四季不问田里事，烧肉单饼卷炉包，左一刀，右一刀，刀刀割着肥肉膘。”可见，胡三的刻板技术为当地老百姓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很可观的。
“半印半画年画”是以线版印轮廓，局部施以彩绘的新型画种。从现存刻版作品看，当时民间刻版是借助于胡三带来的杨家埠的木版印刷技术，其刻绘艺术风格则继承了扑灰年画的传统特点，木刻人物衣饰线条流畅遒劲，又不失文人绘画用笔转折顿挫的风格；绘制时行墨浓淡相宜，层次分明飘逸。如《二十四孝》、《八仙图》、《刘公案》《博古四条屏》、《状元还家》等。
胡三能画能刻能塑，是一位少见的多面手。他将杨柳青半印半画年画中的艳丽色彩揉入当时以墨为主、素净淡雅的扑灰年画，大大改变了胡氏画风。扑灰年画迅速分成两大流派。即“红货”与“老抹画”。“红货”，即用品色的大红大绿，以胡三、胡祥麟（胡玉显子）为代表人物。胡祥麟不仅扑灰年画艺术造诣颇高，创作半印半画年画也是高手，绘制了五十多种画样，其代表作《田玉川》、《白蛇传》、《路遥知马力》等作品，色彩浓艳明丽，热闹喜庆，仿佛在静默的丛林中，开出了红的、紫的、*的牡丹和芍药，那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人为之兴奋和震撼，深受群众喜爱。当时民间流传：“红绿大抹笔，市上好销货，庄户挂上墙，吉祥又红火。”自此，“红货”渐渐成为高密扑灰年画的主流派系。
一种是以赵大伦、赵宗贵（赵大伦之子）、棉花屯的唐绍书为代表的“老抹画”，即墨色画，也叫“灰货”，继续着传统以墨为主、笔墨潇洒、意趣浓酽的画风。面对畅销于市的“红货”冲击，传统扑灰年画自有其生存之道：“墨屏墨屏，案头清供。婆娘不喜，老头奉承。货卖识主，各有前程。”据传，赵宗贵不识字，但极聪慧，几乎学什么会什么，并擅书对联“山中淡云无墨画，林间微雨有声诗”，“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因此，他被乡里人称为不识字的“赵秀才”。他绘制的《苏武牧羊》、《东方朔》、《铁拐李》等三十余种故事题材的扑灰墨屏年画，很受本地百姓和外地画商的欢迎。
当时与胡祥麟、赵宗贵齐名的还有一批后起之秀。公婆庙的张维先，也是文盲，但爱听京剧和地方戏，能画大挂子戏曲人物画，像《孔明招亲》、《*鹤楼》、《李靖王》、《三娘教子》（此画已被中国民间美术博物馆收藏）等四十余种戏曲人物画，被称为当地的民间绘画圣手；甄家屯的李洪喜被称为村里的画师之祖，他画的“历代帝王图”后被中国民间美术博物馆收藏。棉花屯的石玉山擅画大挂子条幅，如《玩鸟图》、《杂技艺人》等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成为开拓现实题材的典范；蛮子官庄有个曹森，以创作画样为业，驰名乡里。当地人常拿长得丑的人开玩笑：“看你长得那模样，气煞曹森，难煞胡祥麟。”由此可见曹森画名之盛。万家庄的马福来是与胡祥麟同时期的年画艺人，他创造的“鸳鸯笔”技法一直沿用至今，传说是将一支毛笔尖分成两缕，一笔下去，可以同时出现两条粗细并行的线，用在裤线、衣袖、衣领处，自然增加厚重感和装饰味，又是信手挥就，看上去还有一种飘动感。但据了解，现在画家的“鸳鸯笔法”，多以两只笔完成。
胡三带来的刻版技术，使半印半画年画以色彩艳丽、做工精美、价格便宜以及批量生产的优势冲击着手绘扑灰年画的同时，也大大繁荣了高密当地的年画市场。至此，山东高密扑灰年画风格、题材与技法的多样化，不仅丰富了当地年画市场，还不断销往高密境外，其销售境域迅速扩大。据国家级传承人吕蓁立说，鼎盛时期，包括扑灰年画、半印半画年画和木板年画在内的高密年画销售量巨大，主要销往徐州、临沂、烟台、杨柳青以及内蒙、东北三省等地。在胶东半岛很快形成“北有潍县杨家埠，南有高密扑灰画”的市场格局。
其时，为适应市场，众多的画子店应运而生。高密东北乡30多个村庄村村有作坊，人人会画画。据研究人员调查，仅东王家城子一带，就有近百家个体作坊。山东高密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年画产地之一。良好的发展势头，使高密东北乡形成了两个季节性的大型销售市场。在公婆庙街、夏庄北村、王家城子等村的街道两旁，各有三十余家画商设门头，形成一个庞大的扑灰年画批发市场。当时开店卖画曰“栈庄”。“同顺堂”、“增盛”、“齐万顺”、“立兴”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栈庄”。每逢冬至月（农历十一月）十二日开庄迎客，家家悬灯结彩，如同过年一样，许多画店的大门上贴着“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对联，释义财源广进，吉祥如意，同时也告知“画子客”此处为“画子店”，以迎接纷至沓来的外地“画子客”（画贩子）。有民谣称：“村村开店迎贵客，户户作坊日夜忙，汉子端灯挥彩笔，老婆孩子拦路旁。”诺大的市场上，画商们穿行于各个村庄的画店，品头论足，讨价还价，市井之声此起彼伏，饭店、酒肆、客栈、*博场、卖火烧的、打炉包的，市场上昼夜灯火通明，欢腾的景象仿佛一个热闹的“小码头”。直到腊月初八，冬庄宣告收场。
农历三月十六，高密扑灰年画艺人移至胶县北关凤凰桥开设“春庄”，供远途画贩子购画。来自崂山、莱阳、临沂以及东北、内蒙等地的画贩子们雇挑夫，推小车、以驴驮，或将年画运回家乡贩卖，或带着年画一路赶集销售。画子客也是根据当地风俗“打货”。比如东北卖的最多的是配轴家堂和“胡三太爷”，“胡三太爷”还配有对联：“在深山修身养性，出五洞四海扬名”。据说“胡三太爷”源自夏朝涂山氏，是狐仙变成的人。画中“胡三太爷”身穿皇帝御赐*马褂，正位而坐，两个童子伺立下方，一个提壶端茶，一个拿着烟袋。东北人信奉狐仙，据说当时棉花屯有个叫唐汉卿的人不辞劳苦，专门去东北卖“胡三太爷”。
其时贩画全靠肩扛车推，且路途遥远，风餐露宿，所以常年做雇工卖画的人自编了一首“离苦谣”：“卖画人真可怜，到胶县把画办。初春草发离家走，内蒙东北山沟转。寒风就着狼虎食，累断两腿压破肩。牛郎织女七夕会，十冬腊月俺团圆。”“春庄”到芒种收场。
这种“栈庄”的形式自清嘉庆初年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不仅促进了扑灰年画的交易与传播，也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画子店和作坊数量与规模不断扩大，扑灰年画的题材也由单纯的花卉、神像，向顺应老百姓美好祈愿和道德教化的题材迈出了一大步。如《麒麟送子》、《榴开百子》、《渔樵耕读》、《八仙过海》、《二十四孝》、《三娘教子》等人物画、山水画逐渐也打入主流题材。
彼时大量扑灰年画销往东北，导致一部分年画由东北流向俄罗斯、蒙古、朝鲜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据说海外爱好者也有收藏。
如今，在胡玉显后人的家里生长着一棵能“返老还童”的“文官果树”，据传是外地画商送给胡玉显的，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成为胡家引以自豪的祖传宝树，也成为胡记扑灰年画发展史上的最好印证。
三
年盛夏，骄阳如火，姜庄镇府前宽阔的街道上蒸腾起一层白雾，街道两旁的门头房掩映在茂盛的绿化带后面，大半紧闭着房门，以一层玻璃的厚度抵挡着火热的夏天。
我沿着扑灰年画行走的轨迹，一路寻觅着。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人类一边前进，一边把它创造的精神财富留在遗产里。这种遗产就是文化遗产。……自觉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就是传承人。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角。在人类尚没有“文化遗产”的概念之时，广大民间各种世代相传的文化中，唱主角也是这些传承人。高密民艺协会主席王清民介绍说：高密扑灰年画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吕蓁立、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树花、潍坊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石见亭，想了解扑灰年画，姜庄不能不去，这三个人不能不见，他们不仅是高密扑灰年画的世家，更是现代传承人中的佼佼者。
在山东高密市姜庄镇驻地，打听吕蓁立的名字，无人不知。“吕蓁立啊，从棉花屯来的。你们也是来买画的吧？”闻此言，知道吕蓁立的画不仅享誉其外，也声名于乡。于是问：“经常有人来买画吗？”说话的女子从门面房的门口走到热辣辣的阳光里：“当然，姜庄是扑灰年画的老家，高手都在这里呢！”女子说着，脸上浮现出骄傲的神情。她随手指着长长的街道：“你看看这街上有多少卖画的，就知道我说的真假了。”果然，顺着女子的手望出去，绿树掩映间，装裱年画、民间工艺画、扑灰年画精品画舫等招牌仿佛一面面飘扬的旗帜，在盛夏火辣辣的阳光里分外耀眼。在这里，扑灰年画已经成为一种发展地方经济的产业，滋养和富裕着一方百姓了。
顺着女子的指引，来到吕蓁立家门前，只见两扇绿色铁门半掩着，推门而入，宽敞的院子干净整洁，院子中间的花坛里，一颗红色的月季开得正热烈，仿佛热情的主人，敞开大门，笑迎着八方来客。
透过窗玻璃，能看见迎着大门的房间里坐满了客人。听到声音，一位年届六十、清瘦儒雅的男人迎出来：“快请进！他们是烟台大学的学生。听说咱高密有扑灰年画，专程从烟台来进行社会调查的。”男人指着屋里的客人说。我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吕蓁立了。
来吕蓁立家之前，我曾去过吕蓁立女儿吕虹霞在城里民俗街上的画店，吕虹霞身材苗条，面容姣好，虽然年纪不大，却是第一个在高密城里开画店的扑灰年画艺人。听说要写扑灰年画，吕虹霞为我找到一本年由冯骥才主编的《中国木板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中《高密年画·王树花·吕蓁立》专辑，从中知道吕氏一族是康熙年间由莱州府迁到高密的，先到草桥村，后又搬到棉花屯。现在，他们早已籍着扑灰年画的荫庇，在姜庄镇驻地盖起了这处宽敞的四合院。
吕蓁立，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年生于高密姜庄镇棉花屯。初始随父亲吕清溪学习扑灰年画，后自学国画，终回归扑灰年画。80年代雇工画画，从事扑灰年画行货生产，并刻制画版。年女儿吕虹霞出徒后，吕蓁立开始专门从事精品扑灰年画创作。
吕蓁立略显清瘦，却身材挺拔，容光焕发，举止从容练达，沉实稳重；在他身上，艺术家的气质与民间艺人的淳朴得到了完美的结合。难怪他这样定义自己：我就是个会画画的农民。但我觉得他更像一位种过地的画家，那方高高悬挂于他画室门上的“长林轩”牌匾，已佐证了我心底的声音。画室里站立着许多宽大的画门子，门子上贴有未完成的画稿。若不是眼前一群大学生和我的到来，或许此刻吕蓁立正伏案作画呢。
吕蓁立告诉我们，老家棉花屯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他记事时，村里人多为唐姓，唐氏一族由胶南迁居棉花屯，迁来时就会画画，并且代代出高手。清中期时，棉花屯只有五六十户人家，家家都画画。棉花屯曾有五位绘画高手，唐氏就占三位。第一高手是唐永杰（唐绍书本家叔叔），师从胡三，极善画家堂，曾在奉天故宫画过供影。其画中老人胡须随风飘洒，非常生动，而过年的气氛更是几笔勾出，幸福吉祥的意境仿佛从笔尖自然流出，瞬间就激活了整个画面。唐永杰当年在胶州栈庄，店号兴隆，雇了人画画，自己当把头，“抱头子”。“抱头子”是专门画脸部，所谓高手，就看你脸画得是否生动，胡子耙得是否飘逸。所以唐永杰有一个原则，为保证年画品质，一天只画两张，钱再多也不破例。由此可见，高手之所以成为高手，与其固有的高贵品性是分不开的。
“说实话，以前我们吕氏还不行，五位高手只占一席，是我叔伯爷爷吕延贤，年去世的。主要是头部处理的好，在姜庄一带很有名。但人物整体画技不如唐家。”吕蓁立说。如今唐氏与另一位高手周京奎的后人多已不再从事扑灰年画行业，吕氏一族便成了这三家中唯一还坚持画画，并更上层楼的传承人了。
那时候，一进农历十月，小北风一阵紧似一阵的刮着，粮食进了仓，田里没活了，棉花屯的人就都“进屋”了。“进屋”即画画，有画“红货”的，也有画“抹画子”的，两种画派都有高中低档之分，就是行内说的“细货”“二细”和“行货”。当时大半画行货，工艺粗，产量高，一人一天能画20张。价格便宜，老百姓喜欢也能买得起。“行货”与“细货”价格相差很大，以解放初期为例，一张“行货”8毛钱，那么“细货”就能买到30块钱。“抹画子”又比“红货”价格高，喜欢“抹画子”的多为老人或有点文化的人。
高密方言把画扑灰年画叫“做货”或“画货”。随着各地老百姓的认可，贩卖扑灰年画的生意十分火爆，“做货”人不用自己赶集卖画，各地画贩子争相登门买画，“做货”的人家里常常像赶集一样。老辈人流传下来的一句顺口溜，很好地诠释了当时扑灰年画的盛况：“别看这个糙，三抹两抹，拿钱给我。”当然，太糙的画有时候也不好卖。吕蓁立说，以前有一个本家，画糙，快过年了还没卖完，于是拿到吕氏画庄，想让他们代卖。当时吕家的画已经卖完了，就把画放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时正好有画贩子上门，吕家告诉他画已经卖完了，因为当时有好画惜售的习惯，画贩子不信，就到处翻腾，结果翻出那捆糙画拿走了。
吕蓁立90岁的父亲吕清溪回忆说：“俺祖上画二细，我爷爷、我爹和我三个人都画，民国时有铺口，叫‘永顺和画庄’，俺上了六年学，就开始学画画，家里作坊雇了四五个人，加上自己人，一个冬天得画三千张画。画贩子比我们挣钱多，五块钱收的卖十块。”
吕蓁立也讲述了一个画贩子的故事。解放初期，有一个小贩子赶集以一张8毛钱的价格买了两张半印半画家堂，他夹着画回家的路上，被一个老头看见了，此人发现老人很喜欢，就施展三寸不烂之舌，巧说巧道，以元一张卖给老人。在谈好价钱的一瞬间，他突然觉得让老人花元买一张版画良心上有点过不去，于是跟老人说，还有更好的画，不过要贵点，老人让他拿出来看看，他让老人第二天来他家里看画。结果他连夜找到“做货”人家，花12元买了一张纯手绘扑灰年画，第二天要元卖给老人，最后以成交。画贩子赢利之高可见一斑。
“刚解放时，有一个时期不让画，但我偷着画，画好了偷着卖，都能卖个好价钱。”吕清溪说。据《高密县志》载，“年。有公婆庙、朱家村、东、西李家村、李家庄、棉花屯、李家长村、王家城子等30多个村庄，在冬闲时节，家家绘制。”到“年10月，全县从业者共人。”同年农业合作化后，耕牛、骡马、甚至画画的技艺都归了公。为了增加集体收入，棉花屯把吕清溪等七八个扑灰年画艺人组织到一起集体画，卖画挣钱归集体，而艺人只挣工分。但收工回家后，也有人偷着画。吕清溪说，那时把画藏在粮仓里。买画的人知道谁家画，也知道谁家里有画，大家心照不宣，暗中交易，画好的画也不愁没有买家。
虽然那时候扑灰年画如后娘手里的孩子，活得一步三摇，战战兢兢，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扑灰年画却敞开胸襟，使棉花屯和一些靠扑灰年画进行副业生产的父老乡亲，依着扑灰年画的给养，没有饿死一个人。文化大革命到来时，覆巢之下，扑灰年画也彻底成了牛*蛇神，老画样子、家堂、刻版被悉数没收烧毁，更有胆小的人家，主动翻出家里存了几代的家底，付之一炬。
四
从清末民初到文化大革命，连年的战争和*治运动，让扑灰年画如一个被反复遗弃的孩子，经历了太多人间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和起落兴衰，扑灰年画的命运与人类历史跌宕起伏的进程紧紧相连，可以说，扑灰年画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更是传承人的历史。
年，在刺骨的倒春寒里，人们似乎嗅到了春天的信息。当时的棉花屯副书记找到吕蓁立，让他创作一副窗旁（贴在窗户两边的扑灰年画），记工分。副书记说，在家里画，五天画出来。当时所有资料全部毁于文革，凭空创作，短时间很难成型。于是，吕蓁立说，让我画行，但不能限制天数。应该说，从那一刻起，精品意识已在吕蓁立心中悄然萌芽。吕蓁立怀抱着满腔热情，经过半个月的精心构思，创作了一幅博古瓶窗旁画，因为热爱古文化，吕蓁立在博古瓶旁边还画了一个周代青铜酒爵，与博古插瓶相映成趣。副书记欣喜万分地拿着画直奔公社，没想到却被当头棒喝顶了回来。“他家什么成分？怎么还画了个香炉儿？回去好好教育教育，年纪轻轻长了个老脑袋瓜子，告诉他，画点学雷锋的，现代的！”公社领导不认识青铜酒器，竟然把它叫成了香炉。
吕蓁立按要求画好后又交给了副书记，不久，吕蓁立竟接到县文化馆通知，让他去县里参加木版年画创作学习班。原来，他的画被上报到县文化馆参加展览，得到了文化馆领导的肯定。在这里，他遇到了高密民间艺术的贵人——焦岩峰。从此他真正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继承和传播扑灰年画的艺术之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焦岩峰，高密的民间艺术就没有今天的辉煌！”徐作清激动地说。徐作清在文化馆工作多年，曾跟随焦岩峰从事高密民间艺术挖掘、研究工作。
焦岩峰擅长年画、连环画，当时在高密县文化馆任美术组长。年，在高密县委、县*府的支持下，高密文化馆首先将聂家庄泥塑进行抢救、挖掘，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密泥塑传承人聂希蔚就是当时发现，并被焦岩峰选中进入文化馆学习的。年，高密成立了抢救民间艺术专门小组，将保护扑灰年画作为重中之重，拨专人专款，由县文化馆美术组长焦岩峰负责，在高密境内及周边县市乡镇遍寻扑灰年画传人。当时还是集体生产，村民们每天都要下地劳动挣工分，焦岩峰和徐作清他们骑着自行车，每天穿梭于田间地头，打听谁家画画？谁家存着老画和老画底稿？三伏天他们背一身汗碱，三九天驮一块汗湿的冰坨，顶风冒雪，蹚泥蹚水，走遍高密及周围大大小小的村庄街巷，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民间艺术挖掘、收集、保护和研究工作。其间共寻访到包括王锡山、石经文、吕清溪在内的6名扑灰年画老艺人，挖掘和抢救了扑灰年画这一古老画种。
挖掘工作是全方位立体式地行进着的，焦岩峰带领工作人员，一边收集寻访，一边把民间传承人组织起来，举办了多期泥塑、剪纸、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学习班，以提高民间艺人对艺术的认知，夯实其理论及绘画基础。这一举措不仅为挖掘高密民间艺术人才，提高民间艺术品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为传承和保护高密的民间艺术文化开启了一条通向世界的光明之路。高密扑灰年画传承人吕蓁立、石见亭、王树花、张楚华、梁光绪，高密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范祚信、齐秀花，高密泥塑传承人聂希蔚等众多民间艺人都曾受益于高密文化馆举办的学习班，并从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徐作清先生介绍说，扑灰年画名作《姑嫂闲话》就是当年在高密仁和公社收集上来的。当时作品还没有确切名字，大家七嘴八舌，有叫赶山会的，有叫姑嫂贤的，最后焦岩峰先生将其定名为《姑嫂闲话》。年6月进京展览，此画因放在展区靠前位置，上镜机会多，加上寓意和谐美满，从而被宣传部门广泛转载，成为扑灰年画的经典之作。当时民间对扑灰年画也没有正式而统一的名称，大家各自沿袭自家的叫法：有“抹画子”、“抹子画”、“过灰画”、“扑灰画”等，经焦岩峰、徐作清和当时在高密研究民间艺术的南京艺术学院的王霞通过对扑灰年画的扑灰工艺、年画特征反复研究讨论，最后定名为“扑灰年画”。
或许是契合了人们心底对民间艺术压抑已久的热爱，高密挖掘保护民间艺术“先行一步”的壮举，很快惊动了热爱民间艺术的专家学者，山东艺术学院单应桂、南京艺术学院的王霞、山东省博物馆木版年画专家*鹂、白逸如，潍坊艺术馆赵修道、鲁鸿恩，首都美术馆郭子升、李秀兰等纷纷来到高密，在对高密民间艺术的抢救挖掘工作给予肯定的同时，也给予了大量有针对性的学术指导。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至年4月，全县共挖掘出50多个版样，恢复40多个个体作坊。”
年6月，应首都博物馆邀请，高密精选出多件包括扑灰年画、剪纸、泥塑在内的民间艺术珍品晋京展出，开启了县市级民艺晋京展览之先河。
从年开始，吕蓁立每年都有两次被抽调到县文化馆，每次三个月，专门从事扑灰年画创作。待遇是每天7毛钱，四毛交到队里，三毛钱归自己。其时，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吹遍中国大地，高密扑灰年画这支奇异的花朵也在春风中悄然绽放。吕蓁立于年离开县文化馆，拥有了自己的扑灰年画作坊。他继承了吕氏“永顺和”字号，做半印半画的二细家堂。吕蓁立善于钻研思考，自学刻版，刻了家堂和财神两套大版，用木版印出衣子后，雇了三个人刷颜色，一人一天能画三张，晚上一般加班到凌晨三点。当时一张二细家堂能买13块钱，一年下来，除去人工取暖等费用，纯收入五千块钱。足以养家糊口了。
走行货的路子，艺术便成了奢谈。当初在文化馆学美术画年画时，就有人笑话吕蓁立，说他走家堂的路子，永远拿不上桌面，成不了艺术家。但吕蓁立认为，艺术来自于民间，民间才是艺术家的摇篮。所以他始终怀着追求艺术的梦想，踏踏实实画扑灰年画，在女儿吕虹霞能够独当一面后，吕蓁立解散了作坊，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艺术之旅。
艺术需要创新，更需要继承，这一点，吕蓁立深有体会。年，吕蓁立曾创作过一幅二堂《文武财神》，因为钟爱国画，他便尝试按照国画人物站立七个头高设计人物，当时走的是精品艺术的路子，一个多月才画完，完成后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誉。但依吕蓁立现在看来，觉得这次创新是失败的。他认为，传统的民间人物不能太写实，有时候太像人物反而失去了人物的敦厚福相，不耐看。民间扑灰年画是站立五个头高，看起来端庄大方，雍容富贵，老百姓更喜欢。
“扑灰年画人物要画成国画的结构比例，就瞎了！”吕蓁立如是说。
在吕蓁立挂满扑灰年画的展厅里，有传统题材的《渔樵耕读》、《财神》、《仕女图》，也有家堂和部分国画。令人敬佩的是，吕蓁立的国画找不到扑灰年画的痕迹，扑灰年画也不见国画的气韵。之前曾听说有专门学国画的朋友发现这些年扑灰年画更赚钱，也开始画扑灰年画，结果最后都放弃了。一是画出来的画总带着国画印迹，缺乏扑灰年画的原始韵味；二是扑灰年画是贴在门子上画的，要求艺人要悬臂作画，很多艺人在画线时，常常将手指甲磨出血来，有人甚至发明了铁指甲套在手上，以防磨烂指甲。很多时候，看似近在咫尺的门类，哪怕只隔着一层面纱，却也要经年的修炼才能靠近。
吕蓁立的扑灰年画用色倾向淡雅素净，墨色匀整，粉脸饱满温润，人物静动怡然，件件都是精品。难怪坊间一提起吕蓁立的画，都说：“老吕的画是真好啊！就是太贵，买不起啊！”吕蓁立说，焦岩峰先生曾一再嘱咐他，扑灰年画就要画出姜庄的味道来，有了姜庄的味道，扑灰年画的精气神就出来了。
在进门右手边的墙上，有三幅年画色彩特别浓艳，大片的红、绿、紫、蓝使画面人物充满了喜剧色彩，让人立刻联想到流行在扑灰年画艺人中的一段顺口溜：“涮涮涮，一溜栽花，大刷狂涂，描子勾拉。细心粉脸，眉眼巧画，待要好看，咸菜磕花。”那大抹大涂的豪放，那眉眼细巧的情态，绝非一朝一夕的功夫所能企及。
吕蓁立介绍，这是父亲吕清溪画的，是典型的“红货”，这种画价格便宜，却很受老百姓的欢迎。
“俺画的不如俺儿，俺儿的画卖几千上万，俺的卖一百二百就不孬了。这几年外国人总来，有日本的、英国的，七八个国家，台湾的也经常来，这些人喜欢‘家堂’、‘财神’、‘老婆孩儿’，前几年一个广州人要了我二百张画，都是不重样的。他们不懂，就喜欢新鲜的大红大绿。济南潍坊来的大干部只看俺儿的画，俺的画连看也不看。”吕清溪说。吕清溪虽然耳朵有些背了，但精神状态很好，或许，这便是扑灰年画给予他的力量支撑吧。吕蓁立告诉我，父亲去年还能画，今年不让他画了，手打颤了。
在吕蓁立的展厅里，一幅百子图引起我和在场大学生们的兴趣。此画根据文王百子的故事所作，寓意百子迎福。图中小儿或读书嬉戏，或吟诗对弈，整个构图精巧大方，线条流畅，着色细腻，面部延续着吕氏饱满丰润、眉眼传神的风格。这幅画吕蓁立画了大半年，耗费了很大精力，画完后他休息两个多月身体才恢复。
如今，吕蓁立除了要创作海内外顾客定制的画作，还指导爱好扑灰年画的年轻人，他说，现在孩子们都能自食其力了，钱对我不那么重要了，我就想踏踏实实画几幅好东西。市场上不缺扑灰年画,缺的是精品。当然，站在艺术的高度与传承人的责任感上，吕蓁立也明白，艺术需要境界滋养，更需要市场价值的激励与肯定，离开市场，艺术就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他支持女儿吕虹霞做精品与行货兼顾的路子，毕竟艺术家也要面对生存的现实。
五
石家画堂是一座三层楼房，共有多平米，高密扑灰年画研究会就设在这里。一层是平米的工作间和年画展厅，工作间里一排门子上贴满未完成的画作，有刚出灰稿的，有要粉脸的，也有待收尾的。石见亭指着门子上的画作说：“这都是客户预定的。”工作间后面是几百平米的展厅，里面挂满各种题材的扑灰年画，有家堂、人物传说、山水花鸟、神仙圣佛、老婆孩儿等类别，这里画作风格多样，既有清雅浓墨的文人画风格，也有大红大绿的“红货”，令人惊异的是，在展厅里还挂着剪纸作品，展台上也摆着许多剪纸礼盒。石见亭说，他与剪纸艺人合作，既宣传了高密民间艺术，又增加经济收益，一举两得了。看来，石见亭是个既会画画又会做生意的能人。
“我是看他老实，才跟他相好的。”石见亭的妻子李爱玲端着刚刚调好的颜色，笑着说。李爱玲身材苗条，皮肤细腻白皙，一双大眼睛清澈明亮，一开口就带着笑意。看得出来，李爱玲年轻时一定是极美的。在石家画堂明亮宽阔的工作间里，石见亭和妻子李爱玲正忙着调色画画。石见亭与妻子是在文化馆举办的学习班上认识的，当年他们一起跟着焦岩峰先生学习美术。只有21岁石见亭已在业界小有名气，在班里充当着小老师的角色。
石见亭，年生，从小随父辈学习扑灰年画，17岁就开始“抱头子”，能够独当一面了。
眼前的石见亭身材微胖，满头黑发自然卷曲着向后抿去，额顶已见些许稀疏，使额头显得格外宽大；浓密的络腮胡下，岁月在这张脸上刻下沧桑，也刻下安之若素的真诚忠厚与宁静。从他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妻子李爱玲说的“老实”。难怪那么漂亮那么优雅娴静的才女会为之所动，并一生相守了。
石见亭是石氏扑灰年画第六代嫡传，深得家族真传。在年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高密扑灰年画精品集》中，有一幅来自清代盛和画店的传统画作《姑嫂闲话》，画中嫂子衣着素淡，裤脚兰花清明自洁，寓意为人妻者的贤良淑德，自珍自爱。小姑着装花色鲜亮，鬓角插花，充分表现未嫁女孩的悠然自持，娇美活泼；整幅画面布局规整，色彩饱满丰润，以着装突出人物个性与身份，特色鲜明，生动传神。这幅今天出镜率颇高的经典作品便是出自石见亭的曾祖父——当时的画店主人石玉山之手。
石见亭爷爷兄弟三人，由大嫂当家，当时兄弟三人各有分工，大哥抱头子，老二是二把道。二把道专门画线，有的甚至不会画画，但好的二把道与“抱头子”的工钱一样，画线速度快，线条流畅干净，才能不耽误后面上色。老三有文化，善交际，专管销售。每天晚上，石家兄弟带着伙计们在挑亮的煤油灯下，画到月亮偏西，夜夜的煤烟熏燎，大家都熬得眼睛通红。每到半夜，主家会给伙计们加餐，多为老锅汤、烧肉火烧。石见亭小时候学画时，爷爷石经文常以此告诫他，要好好学手艺，旧社会别人吃不上饭时，咱还能吃上烧肉火烧。“那时家里有两间客房，专供画子客（画商）食宿，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两间客房才倒塌了。”当时石氏还在海阳“栈庄”，专门供远来的画子客在此“打货”。由于石氏兄弟三人诚实守信，又姓石，业界人送外号“三老实”。当年焦岩峰去棉花屯寻访民间艺人时，老实的石经文上交了很多扑灰年画，他创作的《玩鸟图》、《凤凰串牡丹》等多幅画作被北京博物馆收藏。看来，石见亭的老实原是有出处的，而老实人是能人，成就一番事业就是必然的了。
一上三楼，几幅老画映入眼帘，这是石见亭的收藏品，其中一幅明朝《三星图》，老画上方已经残缺不全，画面也有些斑驳，给人一种一触即碎的感觉。画中人物却清晰饱满，神态安详，着装色彩鲜艳，红蓝主色分明。只是不知画出自何人之手。十几年前，石见亭听说村里有人家里放着一幅老画，就找到这个人，此人告诉石见亭，画是从岳父处拿的，已经烂得很难继续留存了，石见亭想要就拿去，条件是给他画一幅一样的新画。石见亭当场答应下来，并表示，揭碎揭烂都不会让他负责。就这样，他把这幅《三星图》拿回了家。还有一幅四季花鸟的四条屏，有年历史了，是十多年前石见亭花1元钱从城子胡氏后人手中获得。“那时候没钱，就是喜欢，怕被别人买去。听说有人出一千人家没卖，就多拿了钱，买上东西，咬牙买回来了。”石见亭说着，很为当年的决定感觉欣慰。
扑灰年画研究会资料展厅也在三楼，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现代有关计划生育题材的扑灰年画，那是石见亭的作品，刊登在9年《鸢都人口》上，画中一位农家妇女挎着篮子，领着女儿推开家门，妇女与女儿都粉脸如花，沿袭着扑灰年画的胖脸福相的传统，院子里鸡鸭成群，色彩与技法夸张，尤其公鸡，展开的翅膀美得如凤凰一般。
在右手边的墙上，高密扑灰年画传承人的完整谱系一览无余。棉花屯：唐氏、石氏、吕氏；甄家屯：三户王氏；东王家城子：两户王氏；李家庄：胡氏；北村：李氏、两户齐氏；公婆庙村：孙氏、两户张氏。看到眼前的图谱，知道作为资料展现在这里的家族谱系，都是至今继续传承着扑灰年画这项技艺的家族。于是不由想起扑灰年画鼎盛时期，许多村庄家家“进屋”，人人画画的繁荣景象，如今能进入这个图谱的少之又少，随着时代的变迁，扑灰年画作为民俗年画的功能已逐渐削弱，而更多地是作为研究、收藏及馈赠佳品流行于市场，被艺术爱好者所青睐。
其实，扑灰年画虽然一直流行于民间，作品风格不免流俗，却也从来不失于雅，清末郑板桥任潍县令时，便与扑灰年画高手唐金锡有书信来往。唐金锡是棉花屯五大高手之一，为唐永杰本家孙辈，年轻时几次赶考前，不是母亲生病就是家中有其他变故，于是心灰意冷，继承了家族技艺，画扑灰年画为生。唐金锡以画羊闻名乡里，而郑板桥的竹子更是广为人称道，据说其时两人曾有书信往来，并相约交换画作。那日唐金锡将画好的羊交给去潍县的乡人，待乡人返回却告知，郑板桥收下唐金锡的羊后，未予其竹。后来有人猜测，郑板桥的竹子价值不菲，多是被乡人占为己有了。由此，如今扑灰年画为文人雅士所爱，也不足为奇了。
“9年我从苏州街回来了，在那里参观的人太多，有买画的，也有光看不买的，店里整天人来人往的，白天根本干不了活。”老实的石见亭话语里总带着源自家族的诚恳：“那里是商业街，更适合交流买卖，而我就想多画几幅画。”说着，石见亭把目光落在门子上的扑灰年画上，此时李爱玲正用扁笔蘸了调好的颜料，在一幅神像头顶上画出近乎赭红与粉红之间的片片祥云，与着大红袍服、饱满富态的神像相互映照，使整个画面充满了可依可托的庄重感。
听了石见亭的话，我想这或许就是民间扑灰年画艺人的传统吧，艺人在家里画，画子客来家里买画定画。吕蓁立在家里，石见亭在家里，王树花也在家里，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展厅，用来展示自己的作品，供消费者上门选购、定货。也难怪，在民艺街上，除了吕虹霞、张秀芳等一批民间扑灰年画艺人外，更多的则是不会画画、泥塑、剪纸，却专门从事民艺商品生意的商家，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这应该就是今天的画子客吧。
六
姜庄镇孙家长村距离镇*府两三里路，中午，火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上，在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上燃起一层透明的烟雾，尖利的蝉鸣从雾中穿过，一声声跌落在孙家长村的红砖红瓦上，回荡起一片狂欢的嘶哑。王树花家宽大的院子里，光滑平整的水泥地上晾着刚刚收获的麦子，一行七间的大瓦房宽敞明亮，客厅里挂着一排照片，有王树花去韩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带领学生来她家进行民艺考察的，而最显眼的莫过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与她握手交谈的照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情结世人皆知，这里之所以成为他笔下“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正是因为有着如扑灰年画一样独具魅力的地方文化与民俗风情。
王树花，甄家屯人，年生人，自幼随爷爷王锡山学习画画，17岁即可完成整幅画作。爷爷王锡山和兄弟曾在青岛开画店，善画虎，名号“同光”。
文化大革命时，甄家屯与其他村庄一样，把被没收的扑灰年画和灰稿堆积在村头集中焚烧，王树花的爷爷王锡山冒着被批斗游街的风险，趁着夜色将一些未烧毁的画稿偷偷藏起来。王树花结婚后，带到婆家五六十种老灰稿，有不少都是民国时期的，其中就有王锡山从大火中抢救出来的样稿。0年，王锡山87岁高龄时，一年还能创作近百幅年画。他的画作被中国美术馆、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央美院，以及德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收藏。
十几年前与王树花在*协会上相识，且有缘几次为邻座，知道她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果然，她一直笑着，“我也说不出什么，就给你演示一下怎样扑灰吧。”
与吕蓁立、石见亭将烧制的灰研碎，以毛笔蘸灰做底稿的技法不同，王树花至今保持着柳枝画灰的传统画法。在她的画室里，她拿出一个小铁桶，里面装着已经烧好的长短粗细不同的柳条；接着，王树花又拿出一卷样稿，随手抽了一张《踢毽子》的线稿，平铺在放着各种染料和画笔的台子上，展示了柳条画灰稿，扑灰的过程：用烧成黑炭的柳条，顺着早已画好的线稿画灰，看王树花几乎是挥笔而行，大气流畅，一气呵成的技法，使我不由感慨，她心中该有怎样的沉静与气魄，才能驾驭手中那小小炭条如行云流水，着力均匀，不弯不断呢？据王树花说，年9月去韩国进行文化交流时，必须现场作画，王树花也是这样沉静着，以一种夺人的气魄一气呵成，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惊叹。
画好灰稿，王树花拿来一张宣纸，叠印在灰稿上面，用手轻轻地一点点捋压着，直到每一个笔画全都捋到，而后揭起来，一张拓印画稿就成了。一张灰稿最多可拓印十几张稿子。“留底稿都是留反的，印出来才是正面的。”王树花举着拓扑的画稿说。
“扑灰还是老法儿，有些东西也变了！像‘咸菜磕花’，现在就用葫芦把了，不容易变形。”
是啊，大时代的变迁，无可避免地在扑灰年画这个传统画种上留下烙印。扑灰年画的传统材料也在发生着变化。无论是画笔、画纸、染料甚至技法都在不断地改进着。这种进步或许会有遗珠之憾，但更多的应该是锦上添花。
“听我爷爷说以前都是从潍县或南方买土纸或竹纸，后来用洋火镰纸，是日本进口的；有时候也用三K纸，是美国进口的。到我爷爷的时候就用新闻纸，有天津出的，也有东营出的，分80克、克、克三种，纸面毛毛茸茸的，越厚越贵。我也用过，这种纸见水容易破，不能装裱。”“差不多九十年代吧，开始用宣纸。生宣便宜，但不好画，渗墨跑色；熟宣不渗水墨，可以一遍遍上色，不走样。特别适合画抹画子。”“颜料以前有自制的，也有用品色（矿物质原料）的，现在多用国画的颜料，颜色好看，保存期也更长，听说最长可以保存一千年呢。”
但据我所了解到，有些秘制颜色，艺人们还是会自己调制的。比如做旧的颜色，有的用茶叶煮水，也有用多年糟烂的秫秸熬制的。
关于仿古色，吕氏家族另有高招。吕蓁立是用橡子树熬制仿古色，如果炒糊了再煮，画出来的效果就是烟熏火燎的样子。有的收藏者就喜欢这种颜色。“还有一个更好的仿古色，以前都是不外传的。就是农村厨房里多年烟火熏黑的秫秸或墙上的黑烟，刮下来熬出来的颜色，画仿古画，多长时间都不会变色。”吕蓁立说。
扑灰年画的消费群体也在发生变化，从最初无画不年的大众消费，变成了今天收藏、馈赠、学术研究的精品消费。这里有价格的原因，上世纪60年代，一幅行货价格几毛钱甚至更便宜，基本占普通工薪族月薪的百分之一，所以行货盛行于市；一幅细货二十至三十元，一般多为族影、家堂，是家族消费。现在一幅普通扑灰年画要元左右，而吕蓁立、石见亭、王树花等高手的一些精品画作从几千到几万元，一般消费者是买不起的。更有观念的改变，扑灰年画现有题材的局限性，无法全面体现现代社会发展，展现自我个性。以前大家挂一样的年画、供一样的财神、家堂，而现代人则更喜欢能体现自我个性与现代时尚完美融合的艺术作品。消费群体的转变，使扑灰年画的品质更趋向精品化，即使行货，也要精描细画，绝不似从前的“三抹两抹，拿钱给我”了。
王树花家也是大四合院，展厅正对着七间正屋，大约平米。王树花说，她能有今天的绘画条件和成就，多亏了婆婆一家人的大力支持。先是丈夫卖了机床，盖了新房，并专门为她留了一间画室，后来又盖起展厅，钱是卖画和粮食积攒下来的。她性格内向，不爱交际，家人就鼓励她走出家门，参加画展，不要错过学习和发展的机会。丈夫还专门学习了裱画技术，婆婆公公做饭种地照顾孩子，全力以赴支持她的绘画事业。因为没有后顾之忧，王树花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去年，王树花创作了一幅涵盖扑灰年画各类题材的长卷，这幅画她画了两幅，其中一幅被山东博物馆的老师买去收藏了。
“我想在六十岁时办个画展，尽我所能把高密扑灰年画的传统题材全部挖掘出来。”王树花腼腆地说。难怪她笔下气如长虹，原来是胸中浩若长空啊！
参观完展厅，王树花从旁边房间里拿出一幅18岁女儿创作的扑灰年画，虽然画作尚显稚嫩，但能看得出来，王树花是欣慰甚至骄傲着的。王树花女儿是学美术的，也喜欢扑灰年画。王树花说，她想让女儿好好学习美术，当年在文化馆学习的美术基础知识，对她后来扑灰年画的创作很有帮助。等女儿毕业后，她希望女儿能够继承扑灰年画的手艺，把扑灰年画继续传承下去。
七
“说实话，扑灰年画能成今天的气候，得感谢当时的高密县*府领先一步的挖掘抢救、不遗余力的宣传和扶持。”石见亭说。
石见亭说的不错，因为同样的话吕蓁立说过，王树花说过，我采访到的人几乎都说过，不是唱高调表忠心，是发自心底的由衷感恩。是啊，没有当时县*府抢先一步的挖掘与抢救，高密扑灰年画就可能被大浪淘沙的新时代遗弃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没有多年在文化馆学习的美术理论与焦岩峰先生的实践指导，高密扑灰年画的传承人就不能创作出如此高品质的画作；没有宣传部门利用各种媒体不遗余力的宣传，高密扑灰年画就不会被世人所认知；没有*府资金扶持多方参展，取经，高密扑灰年画就依然是井底之蛙，上不了大台面。
年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山东省民艺展览会上，高密扑灰年画等民间艺术引起了有关专家重视；年6月，在首都博物馆举办高密民间艺术展，《人民日报》等7家报刊刊登消息；年，高密民间艺术研究中心成立，设扑灰年画展览馆；年，高密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年8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专业委员会第十一届年会在高密召开，全国民间工艺专家和海外教授学者云集高密；年，国家外事局、西安电影制片厂选取扑灰年画等5种作品，制作了《中国年画》影片，在世界多个国家大使馆展播。年5月，高密扑灰年画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7年9月，高密扑灰年画艺人吕蓁立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扑灰年画）代表性传承人；扑灰年画艺人还多次携带作品赴日本、美国、香港、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展览，获得一致赞誉。扑灰年画盛事连连，有高密民间艺人的不断创新、孜孜进取，更有高密市委、市*府想方设法、牵长线，搭长桥，才使得高密扑灰年画这一古老画种，一步步走向更远的远方……
*府的目光是长远的，抢救与关怀便是长期绵延着的。7年，高密市文化馆组织老中青三代扑灰年画艺人进行半年多的艺术创作，完成已经遗失的建国前的高密扑灰年画代表作余幅，不仅将传统扑灰年画留存下来，还促进了传承人之间的艺术交流。
8年，高密市*府又一次下大力气，为高密民间艺术拓宽了走向世界的绿色通道。小康河苏州街，是高密城最繁华的街道，闻其街名，就知道这里如江南水乡，亭台楼阁，木桥回廊，河畔绿树成荫，花香宜人。在这里，市*府以三年不交房租的优惠条件，招揽扑灰年画、剪纸、泥塑等民间艺术进驻苏州街，将此打造成人们心中的高密民艺一条街，每天吸引着大量外地游客与海外友人到此游览，购物，成为世界了解高密民俗风情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高密，不仅民俗街有扑灰年画商铺，在贸易商场的古董街上、在大街小巷、在东北乡的每一个村庄，都有各种形式的扑灰年画商铺，吕蓁立、石见亭、李爱玲、王树花、吕虹霞、别世杰、张初华、张秀芳等都是其中卓有成就的扑灰年画民间艺人，他们的作品都曾多次获得民艺大奖，并被多家民艺博物馆等研究机构收藏。至今，高密扑灰年画作坊已发展到多家，年生产扑灰年画15万张。
说到扑灰年画今后的发展，徐作清先生认为，就扑灰年画的品质而言，现代民间艺人的作品已达到一个历史的制高点，但寻求扑灰年画风格的多样化发展，使之形成流派纷呈，“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还有待扑灰年画艺人和研究者们的进一步努力。果然，在徐作清先生的客厅墙上，我看到了一幅不一样的扑灰年画，作品名为《嫦娥奔月》，画面清雅，着色素淡，没有大红大绿，也不着一丝墨色，整个画面给人一种宁静，恬适的感觉。
当我去采访扑灰年画艺人别世杰，想进一步挖掘扑灰年画传承人的故事时，却没有见到他，从他儿媳妇处得知，今年70岁的别世杰除了平时作画，还兼着几所学校的扑灰年画老师，每逢周末，他都要教孩子们学习扑灰年画。我心中忽然就腾起如王树花拿着女儿的画作时一样的欣慰与骄傲。热爱与执着是最好的老师，王锡山因为热爱，冒着被打成反动派的危险抢出画稿；吕蓁立、石见亭、王树花、吕虹霞、李爱玲因为心底无法割舍的热爱，一次次让自己的作品站上各级民间年画竞赛的领奖台。正是这些前赴后继的传承人，以一种杜鹃啼血的情怀，怀抱对扑灰年画的热爱，穿过烽火连天的战争，穿过沧海桑田的变革，一代又一代，以一种坚定执着的行走，走进一个个崭新的时代。而今，热爱，正以春天的蓬勃生长在孩子们的心中，相信那一片片鹅*与粉嫩的蓓蕾，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将高密扑灰年画艺术发扬光大，在中国乃至世界艺术的百花园里，开出最绚烂的花朵。
长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