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疼吗 http://m.39.net/pf/a_4561809.html王岫峰今年94岁，是泉阳镇退休老干部，伪满洲国时期还当过“公务员”。他和老伴养育了八个儿女，结婚整整七十年，生活幸福美满，是令人羡慕的“玛瑙婚”。老人一辈子没有吃过药，现在除了走路缓慢外，身体健康，气色很好，还能到江坝上去散步，反应并不迟钝，说话有板有眼。在他的讲述中，抚松从民国到建国期间的轨迹逐渐清晰。他的故事也印证了，个人前途、家庭生活与国家命运从来就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当年家国》
讲述/王岫峰文/王永新
（一）从沈阳逃到抚松
我生于年8月2日，今年整整94岁了，回忆往事，那些遥远的过去仿佛仍近在眼前，不能忘怀。我在抚松生活了一辈子，对这片养育我的土地深爱不已，但当初来到这里完全是出于生活所迫，这要从我的父亲开始讲起。
我的父亲王如山在清朝末年从山东蓬莱来到抚松县，那时抚松还没有建县，在马鹿沟上下一带有两片大草甸子，俗称“双甸子”，人口集中在下甸子处松花江边，逐渐形成一条大街，都叫它“甸子街”，这是抚松最早期的名字。有人认为早期的抚松人口很少，并不繁华，其实不是这样的。听我父亲的朋友们讲，抚松地区虽然是长白山封禁的中心部位，然而在嘉庆六年，也就是年前后就有许多人进入禁区采参、采药、采珠、打猎、捕鱼、淘金，人口不断增加。光绪年间封禁解除，设立了长白抚民局，抚松地区大部分属于长白抚民局管辖，成为濛江到长白、临江到桦甸的重要交通线路，又是木材和土特产集中疏散地，种植人参的大户特别多，大量的人参都集中在“甸子街”里，转运临江、营口、天津等地，许多外地客商来此洽谈生意。最主要的是松花江从古至今运输木排，成帮的木把在“甸子街”编排歇脚，还有专门的小型船只水运山货到船厂，应该说早在建县之前抚松就已经相当繁华了。
我父亲来抚松时很年轻，在老家山东蓬莱难以维持一大家子生活，他听说“甸子街”同乡多，又有许多人参商号，几经辗转来到此地落脚。当时清*府派出官员对长白山进行巡查，认为应该设县管理，年1月清*府批准，根据上下草甸子取名“双甸县”，到年8月改名“抚松县”，是安定下来的意思，正式派清朝官员来上任了，县官名叫许位三。我父亲经历过这段时期，他最早的职业证件是由长白抚民局批发的，抚松建县后又到县衙重新进行登记。他是个心灵手巧的手工业者，给各个商号制作摊床，以此为生。当时抚松经营人参、皮货、药材等特产的商号多，需要大小不一的摊床，我父亲就干这个活儿，收入不高却总比老家强一些。他把积攒下来的钱寄回山东蓬莱，让我母亲家用。
我的母亲姓张，叫做王张氏，没有名字。我爷爷读过私塾，认为我母亲没有名字不行，给她起名叫张玉雪。夫妻二人长年累月两地分居，我母亲觉得不是长久之计，加上家里的日子实在难以为继，终于带着我爷爷、妹妹和两个弟弟千里迢迢从山东蓬莱逃到抚松，和我父亲重新团聚。这时伪满洲国刚刚成立，社会动荡，光景勉强维持，好在一家人终于在一起了。
家人团聚时我并不在抚松。在山东蓬莱时，全家吃饭都是问题，面临着饿死的可能，我被亲娘舅收养，他家在沈阳居住，我自幼背井离乡被带到了沈阳。舅舅供养我读书。我读的是“簿记学校”，现代的年轻人都不知道“簿记学校”是怎么回事，甚至没有听过这个奇怪的名字，它其实就是国民*府专门培养会计的专业金融学校，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但十九岁时灾难如约而至。
伪满洲国实行“国兵”制，男子满二十岁必须要去当“国兵”，体检合格后立即入伍，体检不合格要当“勤劳奉仕”。“国兵”服役期是三年。“勤劳奉仕”服役期不定，要给日本人做修路、开矿、运输、搞战备后勤等无偿劳动，属于劳工性质，实行目的是弥补伪满劳动力不足，也是对中国青年进行集体奴化训练。由于日伪审查严格，形势很严峻，我的身体素质又好，毕业后随时会有被迫当“国兵”的危险。正在这期间噩耗传来：年4月，我父亲去世了，那一年他才46岁。他去世的原因是与多年在外奔波有关，辛劳的谋生使他健康透支，突发疾病而亡。我悲痛万分，惦记着母亲、爷爷和弟弟妹妹们，远隔千山万水我无法回去，坚持完成了学业。毕业不久我年满二十岁，危机迫在眉睫，如果当上伪满洲国的“国兵”，意味着做了汉奸，舅舅深明大义，决定把我送回抚松。我听说那里参业发达，日子好过一些，也许会找到工作，便一路历经千辛万苦从沈阳回到家人身边。
（二）记忆中的老抚松“烧锅”
我到达抚松之后，面对母亲和爷爷艰难的生存窘境，决定担负起家庭重担。父亲虽然不在了，但他在抚松当地结交了一些讲义气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再依靠父亲留下的一点积蓄，我开了一家布床子，做起了小买卖，在东市场内经营，其地点是现在国土局后胡同内。我在一家戏楼下面摆摊子。那时抚松有三家大一些的戏楼，除东市场外，北市场戏楼、牛市戏楼都非常热闹，卖各种货物、演戏法、卖药的云集于此。抚松的戏曲很受欢迎，这地方是人参的重要产区，地主参户及有钱人多，经济条件比别的地方要好，加上外来商户，我们家勉强能够糊口。
我到抚松县时是年，日伪当局为强化统治，连续搞防卫综合演习，对全民进行防谍、防空、防火、防*、交通管理等方面的训练，搞得乌烟瘴气，民生萧条，发展落后。但有一项产业格外发达，那就是酿酒，有“南烧锅”“东烧锅”“城内烧锅”“万良烧锅”四家“大烧锅”，还有一些小型酒作坊。伪县*府把这四家“大烧锅”所有的账簿拿到一起，成立合作社，统一管理，并把会计集中办公，把各家“烧锅”粮食储备、生产数量、商品库存等情况汇总，折算税费。实际上这个合作社最终的受益者是日伪当局。
我做梦也没想到会与这个行业发生关系，有一天我回家路上看见伪县*府招收会计人员的公告，认为是个机会，经过和家人商议，参加了招收会计人员的考试并被顺利录取，到“湧泉烧酒合作联社”上班，与这四家“烧锅”的会计共同工作。乱世之中我就这样走上了社会，开始艰难生存。
我在“湧泉烧酒合作联社”负责管理“南烧锅”的账册，“南烧锅”位于现在老运动场上面一点的位置。这家“烧锅”规模是很大的，一天三班倒，每班有十多个工人。我需要到库房查看库存，第一次到“南烧锅”是这样的情形：场院分四个区域晾晒粮食，粮垛子有十几米高，一间泥坯大“烧锅”场房，后面是存酒的库房，出锅的酒糟一车一车向外推，四周弥漫着浓浓的酒糟味道。
“烧锅”工人俗称“灶腿子”，他们把玉米等粮食放到池子中发酵，再上灶烧酒。场房一年四季不能停火，无论春夏秋冬，工人们光着膀子，穿大短裤在火灶前干活，“灶腿子”的名字是这样来的。
抚松县“烧锅”多的原因是交通不便，粮食运输不出去，本地销售卖不上价格，都用来酿酒了，酒的价格贵一些，改变了获利方式，市场销路又好，普通木场一次购买可达上千斤，还不包括零散经营，所以生意兴隆。抚松交通环境闭塞我是有亲身体会的，但是居然有一趟客车运营，由伪满洲国朝阳镇交通所运营，从朝阳镇到抚松县对发，一天一趟，晚上才能到达，第二天才再回返。有人说伪满洲国时期抚松没有客车，这是不对的，我就曾经坐过这班车，车辆是日本制造烧汽油的。运输货物和粮食需要马车，至于运酒同样是马车，“南烧锅”马匹很少，向外地运酒直接把活包给“大车把式”，不需要自己干。“大车把式”都是能人，负责组织马车和干活的人，把酒运送到指定地点，留好凭证，月底和“烧锅”结账。“南烧锅”的酒几乎全部销往临江，每天都要往临江送一大马车，十几个“灶腿子”帮忙装运。装车据说是有技巧的，捆扎不牢造成翻车等损失由“大车把式”承担，一般情况下“大车把式”“车老板”“灶腿子”彼此关系都很好，常在一起喝酒，拜成把兄弟。
尽管伪满时期人民生活困难，但在“烧锅”工作的人都能吃饱，每天至少会有三个菜，由财东管饭，这是许多家庭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开“烧锅”比别的买卖都强。“南烧锅”一家就有工人人，一年产酒几万斤。酒是用酒篓子装运，从来没有瓷坛子装运的，瓷坛子装量少，发生碰撞易碎，不保险，酒篓子装运则安全多了。酒篓子用杏树条编制而成，拿糊窗户的毛头纸糊起来，一共要糊三层，再把猪血靠熟，将熟猪血均匀地涂抹在上面，起防腐作用。晾干后把酒倒进去，一点也不渗透，完全是密封的。这是世世代代沿用的古老技艺，也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智慧。
除“万良烧锅”规模稍小些，“东烧锅”、“南烧锅”、“城内烧锅”所雇用工人都达到一百多人，接近二百人。各家“烧锅”有专门编制酒篓子的工匠，酒篓子的形状和大小不尽相同，大的可以装二百多斤酒，有半人高，最小的能装五斤酒，小巧玲珑，使用方便。小酒篓子最受普通人家欢迎，拎起来就走。现在回忆，那些酒篓子假如能够留下来将是历史的见证。
（三）考上伪满洲国“公务员”
我在“湧泉烧酒合作联社”工作时间不到一年，原本情况稍有好转，但不曾想坏事接踵而至，命运出现了危机。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统治之下，亡国奴是没有出路的。
为逃避服“国兵”役，我从沈阳逃到抚松，然而抚松同样被日寇占领，也要服“国兵”役。当时“国兵”役不得人心，逃避的人层出不穷，实行起来往往充满血腥，强行摊派。来清查户口的警察很多，我东躲西藏，担惊受怕，最后偷偷把年龄改成26岁。26岁虽然过了服“国兵”役的年龄，仍需要“勤劳奉仕”出劳工，我被合作社摊派出劳工。合作社经理对我说：“经过考察，你是合作社符合出劳工条件的人，决定派你去，你考虑一下方式。”
所谓方式是按照伪满洲国规定，出劳工期间合作社保留我的工作，出完劳工回来再上班，要是我雇一人替我出劳工，合作社补贴一点钱，我自己出大部分费用，要是这两个要求都做不到，按照开除认定。
伪满洲国的*策是只要不是*人家属、学生和“公务员”，都被指定为固定的“就劳者”，不得逃避。当时抓捕“勤劳奉仕”和劳工的，大多数是警察机构，他们负责征派、抓捕、监视劳工，强制掠夺东北劳动力资源。抚松的形势一度严峻，有许多人无缘无故被抓走，有的人出门没有带良民证，以无业游民的理由关起来，家人再也找不到了。劳工进行劳动“登录”的同时要有指纹登记，一旦被确定征用为劳工就无法逃脱，如果试图躲避或逃跑，其本人或家人都将受到严厉处罚。
我听说在抚松被征集的劳工大多数送往大栗子煤矿挖煤去了，侥幸回来的劳工悄悄讲，他们过着非人的生活，从事最繁重、最危险的苦役，经受着残酷的刑罚和精神摧残，，有的劳工生病后卧床不起，日本人不给治疗，甚至抬出去活埋掉。
假如我去出劳工，母亲和弟弟妹妹将无法生活，我也可能死在日本人的压迫之下，所以坚决不能出劳工，而雇别人代替，我又拿不出这笔钱。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我毅然选择了辞职。我对经理说：“那我就不干了。”这样做同样是承担风险的，作为无业游民被抓去当劳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合作社的经理也没有怎么留我，我收拾好东西，在那些老职工默默凝视之下走出了合作社的大门。一路上我都在想，乱世之中，普通人的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谁也不知道。
回到家还要面临生存问题，一大家子人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吃饭都困难，爷爷已经年迈，弟弟妹妹尚且年幼，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时我想起了父亲，幼年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舍弃我们到抚松这么远的地方来谋生，现在我懂得了，生活所迫会让人背井离乡，可能就是为了一口饭，不得已要放下很多东西，包括尊严。
我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学习还是一条出路，我把父亲当年制作摊床的工具找出来，一边谋生一边坚持学习。为避免被抓劳工，我不再去东市场卖布，家境每况愈下。大约过去两个多月后，我无意中听说伪满洲国“公务员”报考即将开始，要专门招收会计，正好符合我的专业，并且考上的人不用出劳工，我的心动了。虽然不想给伪满洲国出力，然而一想到能够免除劳役，解决全家生存困境，我决定去试一试。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我报考了伪满洲国“公务员”考试。
经过一段艰苦的复习，我果然考上了。伪满洲国“公务员”分为两种，一种是“雇员公务员”，一种是正式“公务员”，“雇员公务员”工资相对低一等，正式“公务员”工资高。全县共个人参加考试，录取56个人，其中7个是正式“公务员”编制。录取正式“公务员”需要通过面试，我的优势是珠算特别快，几个长着长长胡子的考官现场出了几道题，我的算盘打得噼啪作响，顺利通过面试，他们摸着胡子表示满意，我成为这7名正式“公务员”中的一个，被分配到松江村公所任会计。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在母亲的叮嘱之下，我背着行囊独自来到松江村公所工作，然而从参加工作到伪满洲国倒台，一共干了七个半月，再次失业。对于伪满洲国的倒台，我心中充满欢喜，虽然失去了工作，但再也不用当亡国奴，我并不觉得后悔。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考上伪满洲国“公务员”后不需要再出劳工，我没有和家人分离，躲过一劫。
经过这件事，我想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改变命运。回到家中，我再次拿起了父亲做摊床的工具，重新谋生。除了做摊床，兼营卖布，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学习，我相信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社会会有新的变革，会找到新的工作，不仅能养家糊口，人生也会有新起色，这是我那个时期真实的想法。
有人问我，伪满洲国的“公务员”是否也是这样的称呼，我回答与现在一样，也叫公务员。回忆起这段经历，我感慨万千，在特殊的历史时代中有很多事身不由己，但是坚持正确方向，始终不忘学习，才会迎来命运转变的契机。直到白发苍苍，我依然教育下一代：要好好学习，知识改变命运，可以为国家和民族做很多有益的事情。
（四）亲历抚松解放
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抚松社会治安混乱，17日，我听说濛天产株式会社、采伐组合葡萄酒株式会社、高松商店这些日本人的产业，被老百姓哄抢一光，许多日本人被集中到伪县公署大院里监护起来，后来男男女女装了一大车被遣送到临江去了。
伪满洲国倒台，权力出现空白期，一时之间各种人物纷纷登场，鱼龙混杂的局面像一台闹剧。现在的抚松镇第二小学是伪满洲国的“北大营”，伪满洲国抚松伪警察大队驻扎在此。年我来抚松时，全县只有4万人口，还有一些日本侨民在这里居住。我常常看到大约能有二十多个日本侨民出入“北大营”，抚松县的县长虽然是中国人，但无行*权力，副县长固定由日本人担任，掌握实质权力，中国县长只是傀儡。同样，伪警察大队的副队长也由日本人担任，他们直接操纵中国人，设立了“特务机关”，除了进行血腥统治外还经常上山围剿抗联，有时抓一些“*治可疑”或“反满抗日”的人，五花大绑着用牛车拉出去屠杀。他们是征集“国兵”和抓“国兵漏”及劳工的主要力量，几乎天天都在拷打人。
我路过“北大营”时常看见这般可怕景象。他们的大队长叫矫吉庆，是个心狠手辣、耀武扬威的汉奸，一说“矫大队长”来了，正在哭闹的小孩子都会立即闭上嘴。我不认得矫吉庆，只是听周围老百姓曾满脸讳莫如深地说起这个人，表情惊恐，我也经常看见“北大营”一队队伪警察出入。最热闹的是伪县*府，每天门口车水马龙，各种各样穿着长袍马褂的头面人物去开会，有时开到了半夜，乱作一团，母亲怕我出意外，不允许我出门。
年9月16日，抚松县成立了“国民*抚松县地方维持会”，而领导维持会的是“国民*抚松县执行委员会”，又叫“县*部”，是幕后反动集团。伪满洲国遗留下来的警察和一些乱七八糟的部队接受“国民*抚松县地方维持会”和“国民*抚松县执行委员会”调遣，负责维持治安，他们天天上街巡逻，甚至随意抢劫老百姓的东西。那一时期盗匪横行，老百姓们传说，那些伪警察晚上把警装一脱出来当土匪，专门干害人的勾当，简直无法无天。经常有无人认领的尸首丢弃在街边，惨不忍睹。我还听说，共产*八路*的队伍快要打到抚松县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即将到来。
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通化支队到达了刁窝砬子村，伪警察大队气势汹汹开拔过去，叫嚣不让共产*进城。结果这帮乌合之众与东北人民自卫*通化支队一交火，打了没几枪全部溃逃。伪县长叫陈骏声，见大势已去，急忙派几个人向通化支队递交投降书。那时正值寒冬，松花江已经冰封，矫吉庆等人顺着二道松花江逃向桦甸。我清清楚楚记得，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通化支队正式进入抚松县城，抚松人民获得解放。
当时我就在抚松县城里，亲身经历过这一段历史。记得晚上枪声一响，全家东躲西藏，不敢出去，等到天亮后才悄悄出门打探消息，原来是通化支队进城时有人打冷枪，被通化支队消灭了。当得知中国共产*到来的消息，老百姓都热烈庆祝。我来到街头，看见通化支队的战士们已经接管县城防务，在主要路口进行盘查，伪县*府的牌子被摘了下来，老百姓询问通化支队战士们战斗情况，他们都很客气地做了回答。
那一年春节过得格外热闹，中国共产*的宣传教育工作是全方位的，新*府组织工作队到学校和居民之中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特别注重文艺宣传作用，组织学校唱革命歌曲，有战士专门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区的天》《战斗英雄段长伦》《八路*拉大栓》等歌曲，还在街头召开群众大会，表明共产*的*治态度，并积极帮助中学生建立自己的剧团，上演《兄妹开荒》《血泪仇》等节目，到处是欢腾的景象。抚松有扭秧歌的习俗，许多八路*战士也会扭秧歌，和老百姓一起联欢娱乐，打着“中国共产*走向胜利”的横幅穿街过巷。抚松街头还成立了儿童团，每一次开大会都让儿童团组织拉歌，经过培训的小孩子当指挥。年后各种生产活动纷纷恢复，中国共产*对商户实行保护*策，鼓励他们正常营业，发展经济，抚松精神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就好像在昨天一样。
（五）“工分”与新生活
转过年到年，社会形势逐渐安定下来。全家人还要吃饭，我第三次捡起了父亲的老本行，给人家做摊床，放心大胆地卖布了。仅仅只是几个月的时间，我从亡国奴变成了劳动人民，从前卖布要偷偷摸摸的，怕被伪警察抓走当劳工，现在光明正大的安心经营，真是天地之别。
年秋天土改开始，抚松县民主*府要求所有的摊床和其它手工业都要归到门市去，我去了一家私营业主开设的店铺里当会计。年1月，抚松县民主*府成立工商行*管理科，主管全县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年间，*府开始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财*方针，县一级执行省下达的控制收支指标数，收入上缴，支出不准突破控制指标，抚松县每月拿原始凭证去通化专员公署核账报账，征收工商税、印花税、屠宰税、房产税、盐税、地产税、使用土地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农牧业税，税收成为地方财*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管理越来越规范。
抚松县税务局要求：公私营单位必须建立财务制度和账簿，从评估纳税转变成正常的市场化管理，根据财务账务进行收税。这时县里急需大量的财务人员，因为我是专业学校毕业的，税务局把全县的财务人员组织起来，聘请我担任教师，教授财务管理知识，那一年我才24岁。
我的学生非常多，有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也有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对待教学我极为认真，除了课堂讲课外，还手把手教授数算技巧，毫无保留，一批毕业再教另一批，记得共有六十多家的会计跟我学习。直到现在抚松有许多老会计见到我还喊我王老师，他们大多数人我已经忘记了。
当了两年财务老师后，年10月，我在县总工会参加工作，*和*府给了我极大的照顾，让我保留在私营企业的工资额度，到县总工会工资额度不降，挣分“工分”。关于“工分”的事年轻人都不了解，是这样：*府根据每个月的物价变化评定“工分”，“工分”额度随着物价走，包括半斤白糖、三斤油、一尺布等生活必需品都合成“工分”。例如这个月物价平稳，一般情况会保持三到四个月不增幅，过了这段时间物价上涨，“工分”也跟着涨，再过三四个月物价降下来，“工分”也会下降。
到年年底，市场物价完全稳定了，始终保持在一“工分”为两毛五分九厘七的数额。我参加工作时是挣分“工分”，把这些“工分”合成物价进行开资，属于高工资。有很多人羡慕我，说我一参加工作工资就这么高。我们单位领导在大会上解释说，这位干部是组织从社会上选用的财会人才，所以他工资会这样高，这是根据我们*的*策制定下发的，不存在特殊性。我想只有在中国共产*领导下新社会才有这样的待遇。
参加工作后，我浑身充满干劲，一心一意为*工作，那时我们的国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如何为国家建设发展贡献力量是我们唯一的想法。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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