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杨公骥第一次出现脑血栓阻塞，心脏病也无故袭来，使年仅三十七岁的学者“几度频于死亡”。文革掀起的滔天巨浪，吞没了健康的人，也吞没了病中的人。“被揪、被审、被批、被斗、被押”的杨公骥再次出现脑血栓，以至于左肢瘫痪。第二年隆冬，杨公骥戴上了“五七战士”的棘冠，发配到长白山区黑瞎子岭下的靠山屯，在深山老林里插队落户。茅屋外风雪严寒，茅屋内蚊蚋扑面，一盏半明半灭的油灯下，杨公骥重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盘亘在他心头的一系列疑问是：
我所生活的这一时代，一些荒诞的观念何以竟成为现实？其历史前因是什么？其社会基础又是什么？其前途又将如何？（《杨公骥自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二辑，第页，山西人民出版社年）
通过灵*深处的拷问，他终于明白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是历史传统和历史过程之必然，但由于它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势必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而激怒人民，因此必将归于失败。当意识到这一层面时，他仿佛醍醐灌顶，内心一直徘徊不去的“大苦闷、大悲哀”一扫而空。即使不是僻处山林，生命的思索也必然是孤独的，但当曙光乍现，谁不渴望将心灵的收获与人分享？杨公骥也不例外，他铺纸搦笔，给远方的友人写信：
这认识和这情绪，当时我曾秘密的和老朋友们通过口头或书面作了交换，彼此都受到鼓励。正是由于这点乐观看法，使我身体反而逐渐好起来，两年后我便能烧火做饭，还能拄拐上山坡拣柴草，或到猪棚掏粪。（同上）
时隔五十年后，当我们重新梳理这段心灵史的时候，有资料证明确曾有友人造访，让落难的学者可以“口头”倾诉，但毕竟只是偶尔的，更多的则是通过“书面”亦即写信。“老朋友们”自然不止一个，但因为杨公骥先生未曾明言，也殊难考寻。
嗣读《公木自传》，发现在文革中与杨公骥通信的“老朋友们”，一定包括公木在内，而且很可能还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与下放到桦甸走“五七”道路的杨公骥同志，定期交换“读书心得”的通信，也是这一期间“自得其乐”的一件快事，我写的比较简单浮泛；他每个月，至多两个月便写一封长信，短的亦近千言，长的要有三、四、五、六千言不等，一律工笔小楷，文史哲经，古今中外，无所不及。（《公木自传》，张宏宇、樊希安《公木评传》，第页，长春出版社年）
从一九六九年冬落户山区，到一九七三年冬重返长春，杨公骥下放农村历时四年，按两月一封长信，平均每封两千字计算，杨公骥写给公木的信就有二十余封，近五万言。这些信的内容，有时关乎学术，更多则是对社会和人生的分析，它们既温暖了友人的心扉，也一遍遍润湿了写信者的灵*。公木在接到这些信后妥善保存，他没有将信件据为己有，而是在文革结束后，又完整地交还给了杨公骥：
这些通信，我一直视为至宝，妥为保存，于“四人帮”垮台后，又整齐地交还给他。后来他整理为《桢干篇》及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文章。每读其文，辄分享到“龚棘木”的由衷愉悦。（同上）
《桢干篇》应即一九七八年刊发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漫谈桢干——学习哲学和语言学的札记》，另外《论古代*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居民“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风俗——民族民俗学学习札记之一》（《东北师大学报》年第3期）等论文很可能也是以二人之间的通信为基础而写就的。文革结束后的杨公骥在学术研究上不坠青云之志，与他在苦难中仍时刻不忘此业有关，而公木保存的这些信件也居功至伟。只是让人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公木“每读其文，辄分享到‘龚棘木’的由衷愉悦”？
公木本名张松如，河北辛集人；杨公骥原名杨振华，河北正定人。桑梓之情，共同的乡土观念，必然是二人友情的纽带。但二人并不同龄，而是相差了十一岁，可谓是忘年交。当年春，公木收到河北正定中学的聘书前往任教时，杨公骥已离开家乡只身到长沙接受中学教育，当时他们还无缘得识。两人都是年投奔革命，来到延安，一开始公木在抗日**大学，杨公骥在陕北公学，后来杨公骥辗转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公木又于年调转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这可能是二人相识的最早机缘。
更重要的机缘是抗战胜利后，公木参加东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来到东北，参与创建东北大学，杨公骥也于次年从张家口辗转来到东北，进入东北大学任教。以前是师生，现在成为同事，更加深了二人的友情。《公木评传》扉页附的照片中就有两帧他与杨公骥的合影，一帧是年摄于佳木斯，一帧是年摄于长春。两帧照片中还有蒋锡金、穆木天、智建中等友人，但同时出现在两帧照片中的只有吴伯箫、公木和杨公骥。
公木是一个诗人，他在延安时期以诗和歌词鸣世，他创作的《我爱》《父与子》《哈喽，胡子》《鸟枪的故事》腾于众口，经朝鲜音乐家郑律成谱曲的《中国人民解放**歌》《八路*大合唱》更是传唱一时。但公木又不仅仅是一个诗人，他在早年的教学生涯中就已经埋下了学术的种子，撰写过《屈原研究》《中国文字学概论》《白荣斋九歌注》等学术著作。所以调任鞍钢教育处处长之前，公木在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兼副教育长任上时，虽然也写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烈士赞》等诗歌作品，但他的志趣已发生了从诗创作到学术研究的转向。后来由于调任鞍钢，又转徙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诗歌创作重又进入高峰，而学术研究反而再度沉寂。不过，年当他带上“右派”的棘冠，到吉林省图书馆任馆员，年重又分配至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之后，这一从诗歌创作到学术研究的转向才真正完成。而在这一转向中，杨公骥先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被划为右派的结论做出后，回鞍山的愿望果然落空，公木的希望只剩下长春了。“当时的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从杨公骥教授哪里了解到公木的一些情况，欢迎他到长春去”（《公木评传》，第页），在吉林省图书馆的孤寂日子里，也是杨公骥多次到图书馆来看望公木（张菱《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第页，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年），使落难中的诗人感到由衷地欣慰。“每当想到或听到‘图书馆’这个词，便像听到一位‘亲友’的名字似的那么一种感受，感到亲切。在省图书馆期间，这是我一生中读书最多的时期”（《公木评传》，第页），图书馆工作三年，为公木晚年的学术冲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转入图书馆的机遇和生活，离不开杨公骥的推荐和慰藉。
文革后期，马王堆出土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一经披露，便引起了公木的强烈兴趣，他开始以校读《老子》为职志，于思泊、孔庆民的帮助之外，以杨公骥的助益最多。多年后《老子校读》出版，公木在后记里说：
二稿完成后，曾交杨公骥同志审阅，在词义训诂、章旨诠释等方面，他曾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特别是在前两章上。公骥同志，逾世知交。“读君半部羌俗考，启我平生汉史论”。相与合作，从事文史研究，久有此约，也久有此愿，二十年前，还共同拟定过一个“龚棘木”的笔名；而牵于俗务，咫尺千里，旧约难践，夙愿未酬。《校读》亦尚不曾弥合此憾也。（张松如《老子校读》，第页，吉林人民出版社年）
“读君半部羌俗考，启我平生汉史论”诗句出自公木《无题十首》之四。读到这里，我们终于知道所谓“龚棘木”原来是公木和杨公骥共同拟定的笔名，既包含了公骥，又包含了公木。“杨公骥用过‘龚稷’的笔名，张松如常用‘公木’的笔名。龚棘木：‘棘’是‘及’的谐音假借字，就是‘龚稷’及‘公木’两个名字的简称联署。”（丁国成、于丛杨、于胜《中国作家笔名探源》第一册，第页，时代文艺出版社年）但遗憾的是，正像公木在《老子校读·后记》中说的“旧约难践，夙愿未酬”，两人的学术合作并未真正得以开展，其中原因主要在于公木的“牵于俗务”，杨公骥在《自传》中也对此谈道：
一九五四年，曾打算与老友张松如同志合作写出全部文学史，当时商定，前部由我写先秦部分，他写汉魏部分，然后互提意见，合编成书，作为合写，联名发表。但是，先是由于松如担任着几项行*领导工作，以后竟缠入“错案”之中，这打算终于落空。人生有限，事故无穷，这也是生平之憾事。（《杨公骥自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二辑，第-页）
二人已经拟就《中国文学史纲目》，惜公木后未能践约，而杨公骥夙兴夜寐，完成了《中国文学》第一分册，第二分册完成了大部分，第一分册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分册未完稿在文革中被毁，让人憾恨。后来，公木曾编写过《中国文学史讲义》，并“以‘龚棘木’的名义发表过一些有关《诗经》及先秦寓言的译释和论文”（分别见《北京日报》年5月24日、31日、6月7日、14日、28日，《星星日报》12月第7期，《文艺报》12月第23号等），似乎都是在弥补这一遗憾。直到杨公骥去世后，公木主编，郭杰、李炳海、傅刚、韩经太、张晶、周伟民等一批年轻学者共同参与完成的十卷本《中国诗歌史论》，莫非还是在试图缝合这一憾恨？如果说《老子校读》“尚不曾弥合此憾”，那么《中国诗歌史论》弥合了吗？
值得注意的是，“龚棘木”的联署笔名，因为凑巧公骥和公木都有一个“公”字，于是就近取合，实际上公木在学术研究上，只题本名，几乎不以“公木”的笔名发表学术著作和论文。公木是诗人，张松如才是学者，似乎他在有意地区分，一身二任，以反映了自己诗歌和学术的不同面向，往左是诗人，往右是学者。
与公木主要是诗人的面向不同，杨公骥主要是学者，甚至可以说是纯而又纯的学者。他似乎很少写诗，更不以诗人自居。文革中，杨公骥曾将自己与“白发老学生”的问答写信告知公木，公木慨然有诗三首相赠：
在林彪、“四人帮”炙手可热的时日，龚棘备受冲击，半身瘫痪，还被迫上山下乡，携妻将雏，伴书篓三十余只，辗转泥途中，美其名曰走“五七”道路。三年后又被召回，书物颇有遗失，书篓中耗子作窝，生活非常狼狈。有个年轻同志见而怜之，慨然曰：“师乎！早知近日，悔不当初吧。”意谓，如果能够预卜如今的下场，早年大概就不会投奔革命了。龚棘凛然相告曰：“共产主义，任重道远，自在意中，何容选择？”因致书于我述其事，且喟然叹曰：“我辈之不为人知也类如此！”因作三律以答之。（《公木评传》，第页）
杨公骥将自我遭逢以散文如实相告，而公木则以诗歌相酬答，即使用的是传统的格律诗，也不曾激起杨公骥唱和的热情——他不仅不先咏之以诗，也没有再就此题唱和，这与很多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前辈学者迥异其趣。据杨公骥先生的弟子姚小鸥先生回忆说：
年，我刚考上博士生的时候，华锺彦先生曾在闲谈中对我说，他老人家编《五四以来诗词选》时，向杨公骥先生征过稿，杨先生客气地回信说，自己不写诗。（姚小鸥《杨公骥先生手书〈夜读《山海经?夸父条》〉有感》，